权力的游戏与写作的祛魅兼评南宋宁宗政治研究

一

 

　　权力斗争、规制制度、政策得失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史的三大主流叙事。 西方近代历史概念的引入，使得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阶级与群体、过程与空间等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政治史往往成为对当前意识形态的解释。 尽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现代专业历史学家追求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探索政治运作的结构。 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进入近代史范围。 但在历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宋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

　　陈寅恪被誉为“一生不古不今的学者，其思想仅限于咸丰同治时代，其讨论几乎在湘乡与南皮之间”。 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的陈寅恪，其时期涵盖了隋唐及明清之前的时期。 他特别推崇的关于两宋政治文化的罕见著作，可以理解为现代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局限性的自觉回避。 这种微妙的“陈寅恪现象”揭示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困难——宋代文献很大程度上是对宋儒思想的思想阐释。 现代中国士人的政治观念多种多样，但其性格仍多受宋儒思想的影响。 宋代儒家思想已成为研究宋代政治史的有形或无形却难以逾越的障碍。

　　近代宋史家全面评述：具有独特近代历史知识的张荫霖探讨宋朝开国规模，重新发明“斧声烛影”等谜团，但尚未创造传统权力斗争、法规制度、政策得失范围之外的新形势； 邓光明经过机构研究，重点研究民族英雄和改革家，他们都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儒家精神被神秘地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并重新接受了唐宋之变、权力制约等海外观念的影响。 典范，以余英时的《朱熹历史世界》为巅峰之作。 由此看来，宋代近百年的政治史经历了从传统意识形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叙事）、传统政治史范畴（张荫霖、邓光明）到政治史范畴的转变。传统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神秘结合（王瑞来、余英时、邓光明、晓楠等）的奇异转折。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具现代历史意义的宋代政治史研究。 除了西方的唐宋转型、精英本土化等理论外，还包括阶级史视角下对宋代地主阶级政治诉求的探讨。 以及政治集团（何冠焕、季尊）、政治进程（平田茂树）等相关问题，其影响力远不及士大夫的政治理论。

　　历史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单调性与专业历史学家需要处理的历史材料的复杂性之间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冲突或紧张。 这种现象在邓小南的《祖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有而无笔”（重事实呈现而不重理论解释）的特点，应该是历史学家意识和叙事策略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相反，余英时之前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理论解释过于深刻，史实梳理明显粗糙，甚至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通俗”之作。 这或许就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影响尤为深远的原因。 一。

　　《朱熹历史世界》认为，孝宗、淳熙以后，朝臣分为道士士大夫和官僚两大政治集团。 由此产生的孝宗光时期的政治史叙事，呈现出“善恶不相容”的意义。 给人一种“忠奸有别”的民间历史观印象，显然与宋朝的实际政治演变脱节。 因此，宋史学者一直期待有更加客观、有洞察力的政治史著作来纠正极端“士大夫政论”所造成的误解。 2019年，李超的《南宋宁宗政治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中指出，余英时的《朱熹历史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道家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 理学的叙述是在理学获得其排他性地位之后产生的，其可信度如何值得怀疑。 李超以此为出发点，对光宗至宁宗前期的政治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宁宗前十四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冲突，首先是围绕着宁宗和赵汝愚的一批政治势力。 ，以革命力量的对抗为代表； 随着杨氏入宫成为皇后，主要矛盾演变为以杨皇后和韩玉胄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对抗； 开西北伐的发动，并非南宋以来士大夫的建立，追求恢复理想，才是韩东洲巩固权力的最后手段。 杨皇后与史弥远等人联合发动政变，推翻了韩东周。 这也是杨与韩敦难以和好的结果。 这是一场与主人的权力斗争。 和平与主战基本上是无关的。 李超进一步指出，依靠皇权进行政治变革，是赵汝愚发动绍西政变的动机之一。 然而，他试图通过侵犯皇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犯了传统政治伦理的禁忌； 官僚集团并不一定都是反道的，清清元朝时期，与反道势力交往的大部分都是主张调停的官员。 汉周周的权力并不一定依附于皇权等等，这些观点所呈现出的政治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单调概念。 它不仅为还原宋代政治史事实创造了局面，也为突破“士大夫政治”的狭隘观点提供了研究范例。

　　

　　《南宋宁宗早期政治研究》，李超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二

　　与现有研究相比，《南宋宁宗政治研究》各章都有明显的创新点：

　　第一章：“从内禅到党禁”。 对于清远封党的原因，以往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是强调党禁是韩徐州与赵汝愚之间的权力斗争——赵汝愚在绍熙内修后未能满足韩徐州设立节节的要求，引起了韩徐州的嫉妒，于是韩徐州利用与他的密切关系皇帝逼迫赵汝玉和他的党禁，是放在孝宗以来道教与反道教斗争的背景下来理解的。 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党禁形成的原因，但却忽视了宁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去世时，光宗坚持不主持葬礼，确实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但化解危机的办法是，宰相刘征主张立嘉王（即后来的宁宗）为太子，然后由太子代其监国。 葬礼上最安全的事情。 赵汝愚决定发动政变，迫使光宗退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光宗因病无法正常执政，导致李皇后干涉政治；二是光宗因病不能正常执政，导致李皇后干涉政治；二是光宗因病不能正常执政，导致李皇后干涉政治。 其次，光宗即位后，追随孝宗晚年的政策，光宗本人成为政治创新的最重要因素。 障碍。 赵汝愚废父立子的做法，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 他大力招揽道士进入朝廷，是他拉帮结派、垄断权力的借口。 宁宗对赵汝愚的猜疑日益加深，与赵汝愚有矛盾的韩愈胄等朝臣便趁此攻击赵汝愚及其追随者。 宁宗即位后的政治斗争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矛盾。 主要矛盾应该是皇权与赵汝玉控制的外朝权力的冲突。

　　第二章“清远党禁的“虚像””。 对于清远党禁对道教的影响，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 有学者认为，这是宋代自崇宁党禁以来的第二次“道教灾难”，而且比第一次更加惨烈； 有学者认为，党禁的执行并不严格，只是道教取得统治地位后的刻意夸张。 事实上，在清远禁党期间受到处分的官员仍然可以聚集起来讲学、互通书信。 庆元二年（1196年）和庆元五年（1199年）两次科举考试对道士的影响并不大。 所谓“伪学习、违反党籍”一直被视为党禁入高潮的标志。 但由于部分官员的反对，法院虽然在低保中公布了党员名单，但并未正式下发。 李新川根据这份官职清单，加上了一些在党禁期间被降职的官员的名字，记录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这份名单的结构与《元佑党籍》基本相同。 李新川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将清远党禁和崇宁党禁联系起来。 韩玉舟在位时，委婉地表达了对赵汝玉、韩玉舟等人的赞扬和批评，但从未称这份名单为朝廷正式颁布实施的“党籍”。 清远党禁并不像道家叙事中描述的那么严厉。 一方面，斗争双方都吸取了崇宁党禁的教训，保持了克制。 另一方面与朝廷中调解力量的存在有关。

　　第三章：“调解力量与党禁的放松”。 学术界普遍将清远党禁和开西北伐视为韩愈胄独裁的两个阶段，这与南宋人们的看法有些不同。 根据魏了翁等人的论述，韩愈胄的统治大致可分为“静”、“帝”、“兴”三个阶段。 “皇极”是党禁放松的阶段，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相当忽视。 事实上，在党禁之初，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就已经被“一扫而空”。 党禁期间，与反道势力互动的并不是道教势力，而是朝中一批主张斡旋的官员。 清元初年，以宰相于端礼、执政者郑樵为代表的调停势力极力阻止党禁升级。 此后，高宗武则天趁着宁宗太子出生之机，开启了放松党禁的进程。 在此背景下，韩玉胄逐渐倾向于调停，庆元三年（1197年）和庆元五年（1199年）两波攻击道教的浪潮才得以化解。

　　第四章“韩玉胄的困境与北伐”。 对韩玉舟的研究大多强调他作为近代学者的身份。 事实上，在独裁初期，母系亲属对于韩宇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身份。 韩玉舟的地位介于内廷和外廷之间。 他面临着来自外廷太监、妃嫔和士大夫的内部和外部挑战。 韩皇后死后，继任者杨皇后和宁宗身边的宦官逐渐与韩愈胯对立。 失去了亲戚身份的韩玉洲，迫切需要从亲戚的专属权力转向宰相的专属权力。 然而，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们并不希望看到韩元州的独裁。 韩元周第一次谋求平章君之职，因中央大臣的反对而失败。 于是韩玉洲打着“北伐”的旗号，逐步放宽党禁，以寻找新的支持者。 开熙元年（1205年），韩玉胄成功执掌平章军朝政，为巩固权力，伺机发动北伐。 韩宣周北伐的动力与其说是主战和恢复正义的呼声，不如说是威权主义形式的剧变。

　　第五章“韩周周之死的新解释”。 传统观点认为，北伐受挫后，韩周周曾向金朝求和。 然而金人的上书请求却让韩周周勃然大怒，促使史弥远等和平主张者联手杨皇后发动政变，与金国谈判一项屈辱的和约。 事实上，韩周周在北伐受挫后，立即选择了撤退。 金人并没有拒绝把韩周周当作谈判对象，默许了宋朝以苏世丹、邓有龙为“替罪羊”的做法。 开熙三年（1207年），宋金和谈基本达成共识。 韩周周的反对者聚集在杨皇后身边，在战争结束前冒着发动政变的危险。 杨皇后发动政变，是她与韩玉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 宋金和谈信中的内容是金方得知韩玉胄的死讯后临时加上去的。 为了制造政变的合法性，杨皇后、史弥远等人曲解了韩周的许多举动，甚至捏造了某些事实，将这场权力斗争中的危险政变塑造成一场和战之战。

　　第六章：“共治”理想的破灭与史弥远的上台。 君臣“共治”的政治模式在南宋大部分时期并未出现，但作为一种理想却始终深入士大夫心中。 韩周周独裁统治结束后的清算和批判，最终指向的不是韩周周本人，而是政治局势的实际走向。 他们对习近平干涉政治的批评，其实更多是出于对杨皇后和史弥远联手主政的担忧。 钱祥祖、韦景等大臣希望太子与大臣们组成紫山堂会议，共同处理政务。 大臣们还要在东宫担任官员，维持政府的集体领导。 然而景贤王对史弥远的宠爱却让钱项祖等人功亏一篑。 史弥远的专权并不是单纯的宰相专权，而是杨皇后、景贤王、史弥远三人的共同权力。 杨皇后主持内部，史弥远掌控外部，静贤王负责沟通内外。 周周的独裁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韩周周致力于担任平章君和国事，意味着他正在自觉谋求从外戚、晋熙的专政向宰相专政的转变。 与韩周周相比，史弥远得到了皇后和太子的支持与配合，能够维持长期稳定的专制局面。

　　李超最后总结道：虽然宁宗初期士大夫的言论中经常出现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和平与战争之分的阵营。 宁宗王朝早期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冲突，首先是围绕宁宗的一批政治势力与以赵汝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之间的冲突，进而分化为以杨皇后、韩裕周为中心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 。 后世史书中记载的清远党禁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安抚思想和斡旋力量的存在几乎消失了。 开西北伐只是内部政治的外部延伸，其始末与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三

　　李超对宁宗初期政治史的研究，很容易给人以造作颠覆的印象。 然而，对于改编自博士论文的手稿来说，健全性或复杂性并不是适当的标准。 李超的研究并非不容置疑，也无法改进。 比如清远党禁是否真的不够严厉，战乱是否在政局变迁中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 这些问题应该还有讨论的空间。 。 但毫无疑问，这部关于南宋政治史的著作，叙述脉络丰富清晰，史料充足可靠，政治形势分析合理。 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对权力斗争和政治变革的复杂性的相对稳定的把握。

　　从余英时到李超，绍西政变前后政治史研究的路径似乎是从政治文化回归到更为传统的权力斗争，但事实并非如此。 李超揭露的南宋宁宗初年的政治史，充满了宫廷政变式的阴谋，令人想起宣武门事变、斧烛影等特殊政治事件。 然而，无论玄武门的变故、斧烛之声有多么神秘，都清晰地记载在历史之中。 揭露李世民对唐朝开国的贡献不如李建成，或者说赵光义弑兄篡位。 即使结论可靠，也主要反映了传统考证史学的复杂性。 李超揭露的诸如赵汝愚为了推行新政而直接侵犯皇权、战争与战争与韩周轩北伐无关、清远党禁止真相、斡旋势力的存在等和解思想等等，都是传统历史叙事中隐藏的话题。 仅仅依靠传统的考证不足以重新揭示这些问题。 如果新的宋代政治史概念尚未形成，就需要更新历史概念或史料处理方法，才能取得类似的研究成果。 李超主要采用了所谓“史料考证”的研究方法（我更习惯用“文本和写作视角”这种冗长的概念），指出有关清远党禁和汉代的记载北伐战争始于南宋末年。 道教与十弥园集团刻意营造的产物； 主张调解的政治势力及其安抚思想是宁宗初期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从现存宋史书的主流叙述中消失； 《李新川》中记载的党学清单，逐渐被误解为朝廷正式颁布的所谓“伪学反党”。 “虽然这是无意的结果，但它反映了南宋士人对于党争的固定认知模式。” 虽然所谓的“史料批评”或“文本与写作视角”不再是开创性的作品，但当李超指出：

　　就其严重性而言，清远党禁之争根本无法与北宋末期的新旧党争相比。 然而，由于南宋学者在记录事件时采用了相同的认知模式，并不断将两者进行比较，逐渐给人一种历史在重演的印象。 所谓“伪学习、反党”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演变成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这种特定的认知模式无形中塑造了宋代史书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 即便是今天的很多研究也未能摆脱这种刻板印象的束缚。 这种史实与文字之间的偏差应该被忽略。 已成为南宋史研究中需要充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仍然可以说，这是宋代政治史领域的一次“古史分析”式的变革。

　　当然，与李超的突破相比，更感人或更值得反思的是宋代政治史研究要摆脱现有写作观念的束缚是多么困难。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确实展现了宋文化的超强魅力。 然而，宋史研究者应该警惕那些不自觉地祛魅，反而陶醉甚至肆意宣扬这种文化的超级魅力的人。

　　李超的研究重点是审视宋代政治史：一方面，前几十年研究形成的许多常识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对皇权的限制是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政治意识的兴起以及合理制度的构建而实现的。 宋朝有效消除了后宫（妃子、嫔妃、嫔妃、太监）和武士的政治劣势。 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它只需要在更加复杂的政治中得到体现。 在历史解释模式下重新认识士大夫政治。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超出了书评的范围，这里没有必要展开。

　　（胡朝晖对本文的撰写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