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朝代统治时间中明代也曾颁发过类似暂住证这样的文件
历代朝廷统治者，明代亦有暂住证之设。如桐城阮大铖，他为何被视作怀宁人？可谓是一张非官方的“暂住证明”，甚至是私人的名片。提及“暂住证”，许多朋友可能会感到不快。这玩意儿得你出钱请客，再享受几次犯罪嫌疑人的待遇，审核、贴照片、盖章……总之，你辛苦，我同情。你说居住自由啊，公民想去哪就能去哪，这些精英们的看法令人费解。一上网，就有很多愤青跟着发言。要说自由，那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长辈都赶集式地“先烈”了。但现实比理想冷清——即使允许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别以为打开北京的大门，你就能随手一挥高架桥上的车子，让潘石屹开车过去，还笑脸相迎递出钥匙：四环，二十一层，您将就，有笑容……如果没有房子，你下高架桥时，不仅寒风凛冽，最多还能涌现一个灵感：“这里果然是我的家！”其他的，都只能眼红，但不能染指。
因此，我对暂住证持正反观——这是极力惠民的民生政策，它量身定做你的待遇。我曾在京城与一位客人交谈，他问我对北京印象如何？随行哥们修行不足，只好接着说：“放牛那块地适合办厂，你回去投资怎样？”客人拿出手机边看边思考。当饭毕，他点了一张塑封的暂住证。对于许多人来说，暂住证就是他们光荣的一面！与绿卡无异。如果只是混不上暫留證，只剩名片可供选择了。而且名片成本低廉，没有四处找人的麻烦，上面写什么，全凭自己的想象力。
——这就是阮大铖自我推介用的只有一张名片，因为明朝官方认定的他的身份是桐城，而怀宁尚未发明暫留證，所以阮大铖只能自己找个打印社了。
关于阮大铖籍贯争议，该问题梳理起来颇具趣味。在《明史》中有一句记载：“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后世文史基本沿袭，当代学者亦竞相引用，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在《明史》作为正史，其“怀宁阮大铖”一说，如今再恢复本来面目，却难以得到支持。
今天的怀宁县，又有人认为阮大铖出生于该县江家嘴张阳山（今江镇镇江镇村）阮家老屋，但此地仅有 阮姓居民，并无确切历史记录表明他在此出生或居住，更与历史中的早期生活地点矛盾，因此只能算是一种附会。此事引起讨论时，我曾给友人朗诵过这样诗句：
“墙已三尺，无害也；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诗既歪又美，是一首著名诗篇。不过，这并非作者张英所创，而是在清初之前由裴应章、舒芬和毛恺等科举功臣所书写。这一点常被忽略，因为这些读书人才从不轻易创作“打油诗”。
《明史》的编纂始于乾隆年间，而前期的地方志，则关于阮大的籍贯记载各异。康熙十二年的桐城县志则详细记载其为本县丙辰科进士。而后续的地志也有相同纪录，“实际桐城人”。两座城市间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即便今日仍存争议。
据房梦觉撰述于万历年间浮山五云岩游览笔记，其中提到五云岩为邑隐恶而排挤出的地方，也称其为“我欲寄居皖城故称之曰吾乡”。题刻字体至今犹存，为当时人物吴中所书，此刻成为重要线索之一。但由于作者系桐城居民，对这一悬案难以为准。
因此，在探究历史真相时，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线索，不断追寻答案，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以求理解更深入一步。
